文化部关于印发《2006－2008年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人员岗位培训规划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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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民事司法制度，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其作用在于能及时化解矛盾、节约司法资源，最大幅度的衡平了双方的利益，也有助于社会关系的修复与发展，更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稳定。在如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们为了尽早摆脱矛盾纠纷的困扰，尽快满足自身利益之需求，在选择处理案件的方式上，更喜欢以和解方式来化解矛盾。然而，有些社会公众对和解制度的应然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致使一些案件“和而不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为了更进一步认识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与特点，实有必要对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其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之效力做一次深入的研讨，并通过此文力求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民事和解制度的概述

　　民事和解制度，相对于刑事和解制度而言，它是指民事当事人基于息事、节约成本、及时满足利益需求之目的，在民事活动中就民事权益争议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在自行协商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从而结束民事权益争端的一种处理纠纷方式的法律制度。民事和解制度内容包括民事和解行为的型态、民事和解协议的缔结及协议效力与履行等内容，而《民事和解协议之效力》是民事和解制度的核心内容；民事和解行为的适用范围极广，既可以适用于诉前，也可以适用于诉中，还可以适用于民事执行程序中，可归纳为三种形式：一是诉前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二是诉内民事侵权和解行为；三是民事诉讼执行和解行为。

　　二、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探析

　　民事和解协议行为之效力如何是本文研究之重点，它对司法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分为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

　　（一）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前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发生争议后，争议双方关于民事赔偿或补偿内容，经过自愿协商一致，于诉前自行订立的和解协议。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定性问题，目前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其界定不明，理论界与实务界又存在争议，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只对《人民调解协议》确认了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未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法律地位做出规定。笔者现以民法理论为依据对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做些分析与探讨，并确定其法律地位。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实际是当事人之间反复协商又协商的自由过程，无论协商次数多少、协商内容如何、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的“意思”表示形式，始终都要经过“要约”、“承诺”或“新要约”、“新承诺”二个阶段来实现，如“要约”之意思表示与“承诺”之意思表示经过协商一致后就能形成了“和解合意”，“合意”形成之时，则是当事人的“权利”或“义务”被确定、变更或终止之日，诉前的《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表现形式，实际是民事契约的缔结过程与结果，而民事契约行为又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契约”的订立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特征，又符合合同订立所具备的要件，综上，诉前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应具有民事合同之性质，其效力的判断应以《合同法》的效力规则来审查判断。

　　（二）诉内的《民事侵权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诉内民事侵权和解协议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案件受理后至案件宣判前就侵权赔偿内容或其它债权债务内容自行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又称为《诉讼和解协议》，由于诉讼和解行为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民事法律行为，诉讼和解协议其实是一种程序性协议，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法所述的“民事契约”关系，因此，《诉讼和解协议》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其效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还是要倡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或履行诉讼和解协议，《诉讼和解协议》的生效实际是以履行完毕为生效条件，履行完毕后，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只要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和解协议》视为撤销或失效，人民法院不能据以《诉讼和解协议》作为裁判依据而进行裁判。现行法律虽未对《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赋予约束力和强制力，但可以借助外部的法律手段，使之具有法律强制力，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并制作调解书，由此说明，《诉讼和解协议》的效力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裁判效力，使之具有执行力。

　　（三）《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分析

　　所谓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指民事执行程序的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协商一致达成的对原生效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作出变更或终止的和解协议。由于执行程序纳入了《民事诉讼法》调整范围内，因此，执行和解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事诉讼行为，《执行和解协议》也是一种程序性协议，同样不具有可诉性，更不是民事契约关系，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关于《执行和解协议》之效力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履行不当时，对方仍可凭生效文书恢复申请执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一旦被法院裁定确认后，法院应裁定对原生效文书予以终结执行，另对《执行和解协议》裁定其具有执行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合意，具有民事契约性质，一方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应以《执行和解协议》为债权凭证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文书的执行。从该法条内容来看，立法机关并未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按传统的法学理论观点，公权力通常应大于私权力，执行和解是当事人的私权自治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基于私权力的处分而产生，生效裁判文书所赋予的强制执行力是基于国家的公权力决定而产生的，如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就等于私权力处分效力已消灭或终止了公权力的决定效力，显然有悖于法理，执行和解机制设置之目的，只暂时对执行机构产生拘束力，并暂时停止执行程序之进行，以示对私权处分的尊重与维护，并不意味着《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裁判文书具有同等的执行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
宣告死亡制度中被宣告死亡人及其配偶的婚姻关系问题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素杰


一、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人、配偶及其第三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问题。
对于宣告死亡后，被宣告人的婚姻关系的解除，各国民法有不同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319条规定：“宣告死亡前的婚姻随新的婚姻的缔结而解除。” 《法国民法典》第128条规定：“失踪者的配偶得缔结的新婚姻。”第132条进一步做出规定：“即使宣告失踪的判决已被撤销，失踪人的婚姻然解除。” 《瑞士民法典》第102条规定：“配偶一方被宣告为失踪，并经法院解除其前婚关系的，他方始得再婚。前款被宣告失踪的配偶的他方，得在宣告失踪时或通过特别程序，请求同时解除婚姻关系。” 《民通意见》第37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 依此规定，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其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的婚姻自没有问题可言。问题在于如果被宣告死亡人在其生存地又缔结了一个新的婚姻，该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因为1980年通过的《婚姻法》并未建立婚姻无效制度，所以一般认为该婚姻关系有效。但是，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十条规定，重婚的婚姻无效。学者一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不涉及公法上的关系，尤其刑事法律关系。重婚罪，是指有配偶的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建立另一个夫妻关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该婚姻关系问题可以区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失踪人自己在其生存地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宣告死亡；因此，失踪人被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并不及于失踪人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踪人在其生存地又另外缔结了一个婚姻，应该认定失踪人在明知自己有配偶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已构成重婚，此婚姻关系依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是无效的。当然，为兼顾该婚姻关系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失踪人有配偶，笔者认为，其行为是善意的，在宣告该婚姻关系无效后，应当按有效婚姻关系来处理善后问题，以保护善意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对方当事人知道失踪人原已有配偶或者知道失踪人已被宣告死亡仍与失踪人结婚，其行为是恶意的，此时应当按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来处理该婚姻关系。对其利益不应特别保护。
第二，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失踪人自己在其生存地并知道自己已被宣告死亡，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失踪人没有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失踪人与他人结婚，按照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该婚姻为有效婚姻。因为，重婚的构成必须以行为人已经有一合法的婚姻关系为前提。
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其婚姻关系自行终止，则失踪人的前一婚姻关系已经解除，其后一婚姻关系必然不构成重婚。因此，失踪人可以利用这种漏洞来规避法律的制裁。笔者认为，公法上行为的构成与私法上行为的构成是不一样，以重婚罪的认定为例，构成重婚罪的重婚行为的方式可以是登记重婚，也可以是事实重婚。 我们知道，事实婚姻只在1994年２月１日国务院颁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之前才被认为是一种合法婚姻，在此之后的事实婚姻在法律上都认定为一种无效婚姻。但在刑法上都认定为是构成重婚的一种行为方式。其实宣告死亡对于相对人来说，其婚姻关系消灭，而对于被宣告死亡人来说，其仍应受到婚姻效力的约束。因此在立法上应当采用此种立法例，在失踪人知道自己被宣告死亡后，以此为由缔结了另一婚姻，应当认定为已构成重婚。当然，这也应该区分该婚姻关系的对方当事人是否是善意还是恶意，以保护善意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二、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问题
《民通意见》第３７条规定：“……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有学者认为：“此项规定全面周到，殊值推崇，应为我国民法典所采。” 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学界也有众多学者认为该解释实属不当。 该解释反映了当时最高法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的片面性、武断性和主观性，并未仔细地考虑到失踪人与其配偶在撤销宣告死亡后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都希望恢复原来的生活；第二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双方都不愿意恢复原来的生活；第三种情况是撤销死亡宣告后，失踪人与其配偶中有一方不希望恢复原来的生活。笔者认为，现有的司法解释只考虑到了第一种情况，而忽略了后两种情况。我们知道，婚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我国婚姻法也是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夫妻双方离婚的基本要件的。我们不否认一部人持有坚贞的爱情观，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为了达到某种崇高的目标而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婚姻自由权（这正是我国立法中的一大弊病）。作为私法领域的民法，首先是一部人法和权利法，应该以人为本，维护权利的多样性和自由性。（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私权的行使应以不损害他人的权利为前提。）如果说，《民通意见》第37条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是尊重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的婚姻自由权的话，该条后半部分的规定则是轻率地践踏了被宣告死亡人配偶的婚姻自由权。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试想，怎么可能每一对分离了多年的夫妻在重逢后都还能对对方怀有深厚的感情的。缺乏了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也是不可能幸福的，而这正是为何我国婚姻法要确立婚姻自由这一基本原则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必须对该问题进行修订，在撤销死亡宣告后，不管其配偶是否再婚，夫妻关系都不能从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若双方再有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愿，必须重新登记结婚。若生存方已结婚，而又愿重归于好的，那么生存方就应先办理离婚手续，然后再与其以前配偶重新登记结婚。
五、结语
综上所论，宣告死亡法律制度是必须和必要的，现在我国宣告死亡法律制度在宣告死亡人的范围、利害关系人申请的顺序、法律效果及婚姻关系问题等方面存有不足，这理应在制定民法典中确立新的宣告死亡法律制度时，引起重视。以实现宣告死亡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1、参见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参见罗玉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版。
3、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
4、参见王作富主编、黄京平副主编：《刑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416、417页。
5、参见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6、参见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26页。
7、士国主编：《民法总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 第51、52页；许冰梅、陆伟丰：《论宣告死亡及死亡宣告被撤销的法律后果》，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