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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2001年1月5日 10: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仁文

随着以加强人权保障为重要内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外法学界关注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文化大革命”，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二、劳动教养制度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40多年来，应当承认，它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护的日益重视，劳动教养制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问题主要有：

（一）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机构，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并未设置专职的负责人。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⒄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审批机关，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而且还授权劳教场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3个月期限内（含本数）的审批权。⒅在这两项权力的行使中，唯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亦无可奈何。⒆这样一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也不利于感化教育被劳动教养的人员。⒇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作法，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有关文件，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因而即使按照现有的劳动教养法律、法规，此种做法也是欠妥的。(21)

（二）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甚至严厉得多：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在原居住地执行，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就近执行，每月可以回家1至2天。被劳动教养的人，则要收容于专门的警卫森严的劳教场所，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适用缓刑，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使人们都习惯于把劳改与劳教混为一谈，普通老百姓视劳教与劳改一样，都是“坐牢”，即使国家机关，也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统称为“两劳人员”），有时甚至等同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其中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3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这里，就是把劳教人员与劳改罪犯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的。而它与某些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还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下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在有的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1年以上；(22)有的案件如盗窃，盗窃一、两千元，刑期仅为几个月，而偷拿不足千元的几百元钱，却要被劳教2至3年；(23)有的劳教人员，刚被投入劳教，便主动坦白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恳请被法院判刑，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24)这些现象的存在，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效力不足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以下简称《决定》）、《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25)退一步来讲，如果说对于《决定》和《补充规定》是否属于法律还有争议的余地的话，(26)那么对于《试行办法》不属于法律则是毫无疑义的，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行政法规（其实只能算是一个部门规章）。虽然《试行办法》第1条的规定表明它是根据前述《决定》和《补充规定》而制定的，但纵观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决定》和《补充规定》的全面修改和补充，(27)因此，事实上《试行办法》就成为劳动教养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

我国今年3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28)显然，《试行办法》等不符合该要求。另外，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29)而我国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在其第8条所规定的7种行政处罚种类中，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9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因此，作为行政规章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也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还有，我国已经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第9条第一款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30)这里的“法律”，业内人士都清楚，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总之，劳动教养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政府


淄博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2003年1月26日　淄博市人民政府令第30号淄博政府第2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第一条　为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根据国务院《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山东省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适用本办法。
　　持有本市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以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非农业和农业户口混合的家庭，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其非农业户口的家庭成员可以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应当坚持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和应保尽保的原则，鼓励劳动自救。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行政府负责制。市与区县民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工作。财政、统计、物价、劳动保障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工作。
　　区县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具体管理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城市居民，按照差额补助的方法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抚养关系且共同生活的人员。包括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父母与未婚子女；
　　（三）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四）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五）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补贴、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及领取的各类保险金；
　　（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费、扶养费或者抚养费；
　　（四）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五）储蓄存款、有价证券及其孳息；
　　（六）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与；
　　（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应当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八条　城市居民的下列收入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特殊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休后享受的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三）在职人员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金；
　　（四）政府和社会给予贫困在校生的补助金；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九条　家庭收入的计算，按照居民家庭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前三个月实际收入的平均数额计算。


　　第十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统计、物价等部门按照本市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义务教育费用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并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居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情况适时调整。


　　第十一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按照规定实行分级负担。
　　区县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安排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经费和聘用工作人员经费。


　　第十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市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的福利资金，可以适当安排一部分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民政部门应当在每年年底前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支出计划，经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财政预算。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核准的支出预算按月拨付，保证使用。


　　第十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由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民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使用情况，并编制年终决算，送财政部门审核。


　　第十四条　城市居民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户籍证明、居民身份证；
　　（三）家庭收入证明；
　　（四）民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到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第十六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当在申请人所在单位和居住区张榜公布，无异议后，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经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复核后，报区县民政部门审批。


　　第十七条　未设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地方，居民家庭要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可直接向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直接履行调查核实和报批程序。


　　第十八条　区县民政部门通过审查，对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当自申请人提出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发放《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并报市民政部门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对保障对象家庭收入情况按季度进行核查，根据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变化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者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手续。


　　第二十条　城市居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如实通报家庭成员及收入变化情况，接受定期核查；
　　（二）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应当主动就业或者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工作；
　　（三）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且尚未就业的，应当参加其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二十一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享受以下优惠待遇：
　　（一）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３年内可以免交工商部门收取的有关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小学、初中学生免交杂费，国办学校高中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职业中专、技工学校、市属中等专业学校、中等师范学校）计划内招收的学生，学费减免７０％；
　　（三）在本市非营利性医院就医，免收普通挂号费，减收ＣＴ、磁共振、动态心电图、胃镜、ｒ照像、彩超等大型设备检查费的２０％，住院减收床位费２０％、治疗费２０％；
　　（四）兴办生产经营服务项目的，税务部门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给予减免税照顾；
　　（五）家庭生活用自来水每户每月８吨以内，管道煤气、天然气每户每月１０立方米以内，按７０％收费，超过部分按正常标准收费；
　　（六）家庭用电，免交电表校验费、室内低压线路故障检修费、室内线路整改配套费；
　　（七）租住公房的，房租按当前价格的７０％收取；
　　（八）市、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有关部门介绍就业或者拒绝参加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的，由民政部门取消其本人享受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二十三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区县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严重的，处冒领金额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不签署同意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二十五条　城市居民对区县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起施行。淄博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日颁布的《淄博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实施细则》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