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赠送礼物金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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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印度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会晤联合公报



2007年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在中国哈尔滨举行会晤。

三国外长积极评价外长会晤机制对三方增进相互信任和了解、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意义，认为三方合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重申三方合作不针对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旨在促进国际和谐与相互理解，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

三国外长就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申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进一步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国外长认为，三国的发展是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三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历史经验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增强了世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随着三国的继续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三国将对世界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三国外长认为，为了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增进相互理解，有必要加强开展文明对话方面的多边合作。

三国外长强调，经济全球化密切了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应在解决当前迫切问题时坚持多边主义，共同应对新挑战、新威胁。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做法不符合时代潮流，无助于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全球性问题。

三国外长强调，联合国是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为更加有效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高其工作效率，对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中俄两国外长重申，两国重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三国外长表示，三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重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各项原则和规定，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公约和议定书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框架，同意将积极参加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会议。三国外长表示，三方将加强在落实公约和议定书领域的技术合作，包括适应气候变化、提高能效、开发新能源。

三国外长重申，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能把恐怖主义行为分门别类，任何原因都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借口。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与恐怖主义进行长期、持久和全面的斗争。必须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领导与协调下，在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框架内加强集体行动。反恐不应采取双重标准。有必要尽快完成联合国《关于国际恐怖主义全面公约》草案。三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协调，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各种因素，包括恐怖主义融资、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三国外长深入讨论了亚洲地区形势，一致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亚洲形势发展的主流。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亚洲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突出问题。三国外长表示，三国将加强各领域合作，包括在区域组织和对话机制框架内的协调，以造福亚洲人民。

三国外长商定，应建立三国外交部司局级磋商机制，加强三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并落实外长会晤达成的共识。

三国外长讨论了三方开展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步骤，认为三方在这些领域的务实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互补性。

三国外长商定，应建立三方农业、灾害管理、医药和卫生领域的政府部门间司局级工作机制，寻求具体合作途径和方式，推进三方在农业资源开发和农产品加工与研发、减灾能力建设和减灾技术应用、传染病防治信息交流和传统医药等方面开展合作。

三国外长表示，三国将鼓励并推动三国地方和企业加强联系、开展合作，并将为此提供便利。三国外长表示赞成三国企业家会议于2007年12月15日在新德里举行。

三国外长积极评价三国学者会议对促进三方相互了解和合作的作用，表示将支持三国学者进一步扩大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三国外长注意到印度提出主办一次由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地缘战略趋势研讨会，并商定2008年举行该研讨会。

三国外长对本次会晤成果表示满意，商定在俄罗斯举行下次会晤。

二00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哈尔滨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国计民生。我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有现实依据、功能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基本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上存在法律衔接不严密、罪状规定不科学、刑罚手段有缺陷、过失犯罪有待完善等问题。

■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问题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3条和第53条的规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现行刑法第143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从该规定可以看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属于危险犯，只有在生产销售行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情形下才能构成犯罪，同时，相关司法解释亦规定不详细，因此，如何界定该罪中的“具体危险”，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难题。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存在立案标准过高问题，导致很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难以入罪，严重削弱了刑法应有的惩罚力度。

(二)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问题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3条和第53条的规定，危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行为也可能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法第144条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根据字面意思可以看出，该罪的犯罪对象“食品”限定于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笔者认为有毒、有害的食品，就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生命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管掺入的是食品原料还是非食品原料都一样。比如行为人掺入的是因过期霉变而变得对人体健康和生命有害、有毒的食品原料，就不可能认定为本罪，甚至难以定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也许可以套用投放危险物质罪或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可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上述两罪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这样既容易造成刑事司法实践的困境，也会造成某些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行为刑法规制的疏漏。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有待完善

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普遍规定为故意，导致刑法规制范围缩小。实践中，可能发生将明显的过失行为采用故意犯罪定罪处罚的现象。这种做法破坏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将食品犯罪的主观罪过限定为故意显然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

■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和对策

(一)完善刑法涉及的相关罪状

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刑法第143条有明确的规定，结合前面的论述和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的检验机构的规定，笔者建议:(1)在进行刑事司法鉴定时，选择由司法机关委托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以准确认定是否达到法定的危险程度;(2)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适当降低立案标准，避免放纵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生产经营一般不合格食品但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危险程度的行为，应按照刑法第140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处罚，但是刑法规定的应该降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的门槛，防止放纵犯罪。对于销售的农产品可能引起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法者考虑到该罪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上更加严重，故将其设置为抽象危险犯并且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但“非食品原料”概念模糊，直接影响司法公正，考虑到立法者设立本罪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打击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建议将“非食品原料”修改为“非食用物质”，使本罪的犯罪构成容易判断，既可为食品添加剂的性质解套，又具有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二)完善刑罚手段

首先，完善附加刑。考虑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对基本犯的罚金刑判处方式相同而且限额幅度较低，不能体现罚金的剥夺性痛苦。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大罚金刑的处罚力度，保证罚金幅度不能低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罚款的数额幅度，对于具体数额标准应由立法者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后制定。另一方面，要大幅度地提高单位犯罪的罚金刑幅度，使单位罚金刑高于自然人犯罪罚金刑几个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单位犯罪应有的惩治效果。其次，应通过资格刑剥夺单位犯罪主体的再犯能力，如判处限制生产经营范围、限制在一定年度内从事特定食品生产经营等。

(三)增设农产品质量安全过失犯罪鉴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主观方面仅限于“故意”的缺陷性，笔者建议，放宽对这些罪名在主观方面的要求，在已有的农产品犯罪相关罪名中增设过失条款，以行为人对他人人体造成严重危害作为入罪标准。在具体设定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定时，应注意两个方面:其一，过失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属于业务过失犯罪，是不同于普通过失犯罪并且处刑时重于普通过失犯罪的一种过失犯罪类型，之所以要加重处罚，一方面为了激起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另一方面源于生产经营者因具备相关的从业资格从而高于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无论是从非难的刑罚评价还是预防犯罪来看，在政策上给予过失犯加重处罚是必要的。其二，过失犯罪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主体应既包括个人，也包括单位。

(四)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控制体系

刑法只是控制犯罪的“最后一道屏障”，要真正实现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犯罪的控制，仅有刑法规制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构建系统化、全方位的犯罪控制体系并且加强其他配套体制的建设，才能把预防和惩罚结合起来。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人民检察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