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的名单（1987年6月23日）

上一篇: 关于转发总参谋部等七部委《企业民兵、预备役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修订后的《山西省地方煤炭育林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山西省政府


通知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根据我省煤炭管理体制的变化，结合近年来煤炭育林基金管理的情况，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对《山西省地方煤炭育林基金管理办法》（晋政办发[1985] 71号）作了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按此执行。

山西省地方煤炭育林基金管理办法
一、凡属地方国营煤矿（包括国家企、事业单位开办的、军办的）、乡（镇）村和个人、二轻系统及各种联办煤矿开采煤炭，都要按规定提取和交纳地方煤炭育林基金。提取和交纳标准按原煤实际产量每吨一角（从成本中列支）。
二、各煤矿企业提取的煤炭育林基金交由所在地的县级煤炭主管部门集中用于开办林杨、营造矿柱林。必须保证专款专用，并按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晋政办发[1986] 113号文件的规定，实行财政专户储存，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
三、用煤炭育林基金开办林场、营造矿柱林，由县煤炭和林业主管部门编制造林总体设计任务书，报经地、市煤炭和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后，将每年的造林任务列入当地林业年度造林计划。由县煤炭主管部门按国营林场的营林投资标准从煤炭育林基金内安排。要签订承包含同，投资包干
使用。
四、对地方煤炭育林基金免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五、各县煤炭主管部门对地方煤炭育林基金的使用，年初要编制计划，季度要编制收支执行报表，年终要作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查，同时抄报地市煤炭、林业主管部门备案。结余资金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各级财政部门均应将所报的计划、季报和年度决算汇入本级有关预算外资
金报表之中。
六、用地方煤炭育林基金营造的矿柱林木材，按国家规定的出厂价格全部供应地方煤矿。
七、原办有矿柱林场的煤矿企业，不交纳地方煤炭育林基金，林场仍由煤矿管理，但应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地市煤炭主管部门原有的林杨维持原隶属关系不变。
八、本规定从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起执行。晋政办发[1985]71号文同时废止。



1986年12月23日
略论保障措施调查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彭学军 杨麟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均为WTO协定中规定的缔约方可以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相比，保障措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数量配额和关税配额等多种救济方式，对一国国内产业的保护更为充分，而且由于无须证明被调查方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保障措施调查的发起较之反倾销和反补贴更为容易。

自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通过以来，世界各国发起保障措施调查的数量逐年上升，2001年全球范围内保障措施调查案达53起，比2000年的26起，增加了27起[1]。2001年美国发起了201钢铁保障措施调查，对世界钢铁生产和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对。作为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起的连锁反应之一，我国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立案公告对部分进口钢铁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调查，这是我国在加入WTO后第一次应用保障措施的贸易救济措施。

按照WTO有关规则和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要求，采取保障措施必须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1）不可预见发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的存在；（2）进口数量的增加；（3）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serious injury or threat of serious injury）；（4）进口数量的增加和国内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sual link）。由于保障措施对于我国的调查官员、律师和企业人士而言还是相对陌生的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有关保障措施法规的规定较为抽象和简略，以下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涉及保障措施的判例对上述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逐一作简要的分析：


一、不可预见的发展

所谓不可预见的发展是指一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无法合理预见的情况，该情况的发生以及该缔约方履行关税减让承诺的结果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的相关国内产业造成损害。



不可预见的发展最初源于WTO《GATT 1994》Article XIX的规定。其基本要求是，如果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之情况下，一缔约方履行其在《GATT 1994》下的包括关税减让在内的义务，将导致某种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并对该缔约方领土内的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生产者造成严重的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该缔约方可以在防止或救济损害所必须的限度和时间内，针对该进口产品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其在《GATT 1994》下的义务，或撤回、修改其在《GATT 1994》下所做出的减让。



WTO规则之所以设计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主要是为防止保障措施被滥用。保障措施的规定也被称为“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因为该条款允许一缔约方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但由于一缔约方的逃避行为会对其他缔约方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WTO规则必然要通过规定不可预见的发展，限制缔约方仅能在出现不可预见的发展时，部分或全部地逃避其在《GATT 1994》下所承担的义务。



由于《GATT 1994》Article XIX关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规定并没有被写入乌拉圭回合《保障措施协定》的最终文本，因此对不可预见的发展是否构成采取保障措施的必要条件，各缔约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一分歧已经为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在韩国奶制品案的报告中解决。在该案中上诉机构认为，缔约方证明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存在是缔约方为适用保障措施所必须的一项“先决要求（prerequisite）”[2]。因此无论各缔约方是否在国内立法中作了相关规定，各缔约方在采取保障措施时都必须将不可预见的发展作为一个先决要求进行考察。



WTO《GATT 1994》和《保障措施协议》中没有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具体的定义，但在1951年“Hatters’ Fur”案中，当时的争端解决工作组对不可预见的发展做了如下解释：“不可预见的发展指在相关关税减让的谈判后出现的情况发展，并且要求做出关税减让的国家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预见到这种情况发展是不合理的”[3]。这一解释还被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在1999年韩国奶制品案中所引用[4]。



对于上述解释，应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1）判断某种情况是否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的关键在于该情况是否能为缔约方在进行关税减让谈判时“合理预见”，凡是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况均不构成不可预见的发展；（2）判断是否能“合理预见”，应该从一个假设的“理性的缔约方”的角度来考察，至于具体缔约方之间预见能力的差异应不在考虑之列；（3）判断合理预见的时点应考察缔约方进行缔约谈判时是否能够合理预见。



二、进口数量的增长



进口数量的增加是实施保障措施的要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以下简称《保障措施条例》）第七条规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是指进口产品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增加或者相对增加”。《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又进一步规定，在确定进口产品数量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时，应审查（1）进口产品的绝对和相对增长率与增长量；（2）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从上述规定看，进口数量的增加并不应该是单纯的“数量”分析，并不是任何数量上的增长均可以构成《保障措施条例》所要求的“进口数量的增加”。相反，《保障措施条例》第八条要求从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角度审查“进口数量的增加”，换言之，进口数量增加的程度和方式要足以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威胁。所以在进行进口数量的分析时，不仅要考察进口产品的绝对增长率与增长量，而且应考察增加的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所占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