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物价局、邮电部关于改变市内电话资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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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物价局、邮电部关于改变市内电话资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家物价局、邮电部关于改变市内电话资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1990年8月30日，国家物价局、邮电部
为了缓和我国市内电话通信紧张状况，加快市内电话的建设和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自一九九○年十月一日起改变现行的市内电话资费管理办法。改变后的市内电话资费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办法如下：
一、基本原则
（一）市话建设应贯彻“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的方针。市话资费管理，要有利于调动地方和各方面发展通信事业、加快市话建设的积极性，缓和市话通信的供需矛盾。
（二）市话建设的初装费和市话经营基本资费的管理，按照“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的原则，由国家制定指导性的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由各地物价、电信主管部门结合当地情况，适当考虑用户承受能力，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三）市话资费收费项目、计费方式、用户种类和月租费计费等级，规定如下：
1．收费项目以现行电信业务资费表规定的为准，各地不得擅自增加、取消和合并。如需变动，应由邮电部作出统一规定。
2．计费方式仍实行包月制和计次制两种方式；计次制标准由基本月租费和通话费两部分组成。
3．用户种类仍划分为住宅用户和办公用户两类。
4．月租费计费等级，在现行的万门以上再增加五万门、十万门、二十万门、四十万门等以上四级。
二、指导性资费标准
（一）初装费
市话初装费收取标准，原则上按收回其建设成本确定，即每放一个电话号，应能收回一门电话所需的成本。建设成本的计算包括：1．机房的建设费用；2．管道的建设费用；3．线路的建设费用；4．机械设备的投资费用等。
根据目前全国市话建设的平均成本，市话初装费收取标准暂定为三千元至五千元。各地可以结合实际投资费用的情况，有增有减的作适当调整（如突破五千元要报国家物价局和邮电部批准）。
（二）基本月租费和通话费
基本月租费和通话费的收取，原则上要能够补偿市话通信的运营成本，并有一定的利润用于发展市话通信建设。
根据目前市话通信发展的需要和市话运营成本的实际情况，基本月租费在万门标准的基础上，乙种用户（即办公电话）每级递增三元，甲种用户（即住宅电话）每级递增二元；通话费每次（三分钟）原则上不超过一角。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市话资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物价局和邮电管理局，参照国家规定的指导性资费标准拟定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国家物价局和邮电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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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的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安乐死特别是积极安乐死行为，虽然已满足犯罪构成，但由于其行为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据此，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之外。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阻却违法事由、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我国第一起正式诉诸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的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注射了75mg的”冬眠灵”，并指示他人于当日下午再注射一针（100m1)。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死亡。1986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1991年4月6日，二被告人均被法院宣判无罪。二被告人对法院宣告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
本案被告人为患者实施无痛苦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罪，于情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11条(1997年刑法典则为13条)的规定，笼统地认为本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了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地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处理之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起安乐死案件，承办法院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判例上对于安乐死给予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击，而且也未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件提供参照标准。
安乐死，也称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挣扎之中的濒临死亡病人，在其本人殷切明白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家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所谓受托杀人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的委托而将他人杀死，相当于帮助他人自杀②，帮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指采取措施加速病患者的死亡时间，使其安然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指通过停止或撤消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使病人能自然死去，如关闭人工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病人体内机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自外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结果，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不像对其他犯罪那样积极主动的干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它开脱罪责或者从轻发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前提，加速死亡和放任死亡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就像对于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安乐死，而允许被动安乐死，这不利于安乐死的利用。
二、世界各国安乐死的立法历程
综观各国安乐死立法，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涅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 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③，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正式通过“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比利时紧随其后也规定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日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自愿作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也能够实行安乐死。
1989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法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拟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讨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标准，为今后立法作准备。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④。
三、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犯罪的界定
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也不例外。积极安乐死行为事实上满足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即应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将安乐死行为以犯罪来处理，却有其不合理之处。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安乐死的实现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势的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不大。
从人身危害性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给极端痛苦的病人处予安乐死，其人身危害性何在?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和社会危险倾向，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
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严格限制条件的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着眼于对痛苦难受的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安乐死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对行为人处予刑罚制裁，只会使之产生抵触情绪，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同样，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二)犯罪的排除
在各国实践中，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使相当一部分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取得了超越法规的正当化行为效果。根据欧洲理事会1980年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的现象⑤。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其一，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所谓排除社会危害论是指一种在外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的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⑥。非犯罪化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
安乐死是对已无生存能力且即将死亡的濒危病人，放弃无意义的救治或者采取措施使其立即死亡，这并不是制造死亡，而只是促其死亡的实现。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对社会有益，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其二，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称为犯罪阻却事由，由于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同时行为人又是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又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客观要素，但因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⑦。因此，犯罪阻却事由的刑法规定并不是阻却行为的事实，而是阻却其构成犯罪的性质，属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应有内容。
张明楷教授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中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所谓阻却违法事由，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此行为同时又成为排除其违法性的根据的事由。因为非违法行为是适法、正当的，所以近来“阻却违法事由”也多用“正当化事由”的词语来代替。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信息化条例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信息化建设，规范信息化管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务求实效、安全可靠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制，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展信息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促进信息化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信息化专项资金，用于引导和推动信息化建设；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加大对信息化发展资金的投入。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本辖区内的信息化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信息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发展的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信息化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指导和组织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
（三）指导和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工作，促进公共信息网络、信息应用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四）引导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
（五）组织开展信息化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普及，提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力；
（六）对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协调；
（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指标的收集、整理和汇总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信息化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化的规划编制、标准制定、重要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设，应当经过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从事信息化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信息化的标准和规范。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统一规定，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化统计资料，接受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
第二章 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级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根据国家通信网、计算机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及资源整合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通信管理、广播电影电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结合本级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纳入本行政区域城乡规划。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系统、本部门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规划要求，并与相关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信息化发展规划及其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擅自调整。因经济和社会发展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化工程的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
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有关部门在审批或者核准前，应当会同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信息化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信息安全保障和信息资源共享的要求进行审查。
非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公共基础性信息化工程或者信息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依法办理相应手续后，应当报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信息化工程建设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竣工验收制和质量负责制。
第十三条 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信息化工程。
信息化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
同一信息化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应当由相互独立的机构分别承担。
第十四条 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后，应当提供专业技术机构的技术验收测试报告，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第十五条 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进行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信息化工作绩效评估和经费保障的重要依据。具体评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实行信息化工程质量保修制度。承揽信息化工程的单位应当对信息化工程承担保修责任。
信息化工程的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三年。
第三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信息化发展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完善信息产业投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信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境内外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投资信息产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信息
产业关键技术和产品指南，引导和支持信息产业发展。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入，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给予重点扶持。
软件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及其所提
供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认定后，依法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支持电子信息设备销售和租赁、电子信息传输服务、计算机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服务等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引导信息服务业拓宽服务领域，优化信息服务业结构，规范和管理信息服务业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按照相关行业标准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材料、技术和工艺，严格控制和限制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元素的使用。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目录。
信息化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
鼓励公众在信息化工程建设采购活动中，优先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体系，组织编制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明确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并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应当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在机关办公、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提高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建设，促进电子政务网络的纵向和横向间的互联互通。
电子政务网络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网络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国家机关的各类应用系统，凡不宜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应当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除特殊需要外，不得新建专用网络，已经建成的专用网络，应当按照规划和标准整合接入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信息化发展，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支持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及运行维护；鼓励通过信息化手段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实用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开展面向农民的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培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协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扶持和引导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信息平台，改善基层社区服务。
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保障、金融保险和公用事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实际，逐步扩大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信息服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大力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支持建设为企业信息化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在设计、开发、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升级和效益提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和完善信用服务、安全认证、标准规范、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体系，提升电子商务应用和服务水平。
第二十八条 鼓励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从事信息化教育培训活动的，应当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条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第五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省信息资源开发标准和目录体系，引导和规范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原则，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设全省统一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重大公共基础数据库，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充分利用公共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行业、本部门的业务信息资源库及应用系统。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向公共基础数据库提供有关信息资源，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单位应当为国家机关无偿提供信息共享服务。
第三十一条 政府信息资源应当向社会公开，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有关单位应当在信息发生或者变更后20日内在政府公共信息网上发布，供单位和个人无偿查询。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利用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立健全政务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第三十三条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保守国家秘密，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开发利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对不实的信息，有权要求修改或者清除。
第六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调机制，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信息化、公安、国家安全、保密、密码管理、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存储过国家秘密信息或者商业秘密的计算机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设施不再使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销毁。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责任制，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第三十五条 信息系统建设、使用、管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保密规定。
信息安全防护设施应当与信息系统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运行。
信息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投入占信息系统工程总投入的比例，不得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比例。
第三十六条 实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和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信息系统的主管部门和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并进行相应的安全系统建设和安全风险评估。
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公共服务单位的重要信息系统在投入使用前，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信息安全测评机构对其进行安全性测评，测评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测评机构应当对测评结果负责。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统筹规划，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安全处理协调机制、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和信息安全通报制度。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增强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灾难恢复能力。
发生信息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散布、传播违法信息；不得危害信息系统的安全。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工程项目总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未提供信息资源和信息共享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化监督管理工作中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阻却违法事由、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安乐死的非犯罪化
我国第一起正式诉诸法律的“安乐死案件”在陕西汉中发生以来，安乐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986年6月28日上午，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主任蒲连升，应患者的儿子王明成的要求，指示他人为因患肝硬化腹水病情恶化，治疗无望已神志不清的夏素文注射了75mg的”冬眠灵”，并指示他人于当日下午再注射一针（100m1)。6月29日凌晨5时，夏素文死亡。1986年9月20日，蒲连升和王明成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1991年4月6日，二被告人均被法院宣判无罪。二被告人对法院宣告他们无罪表示基本满意，但对判决书中认定他们的行为属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出抗诉。1992年3月25日，二审法院维持原判①。
本案被告人为患者实施无痛苦药物注射，并致患者死亡，属于主动安乐死，对于的法官来说，若定故意杀人罪，于情不忍；若不定故意杀人罪，则于法无据。于是法官用《刑法》第11条(1997年刑法典则为13条)的规定，笼统地认为本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而反映出了法官“无奈”的智慧。客观地讲，由于安乐死的问题十分复杂，我国《刑法》对此未作规定，因此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乃至处理之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案虽然是公开起诉和审判的国内第一起安乐死案件，承办法院以较为狡猾的方式回避了本案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在刑事判例上对于安乐死给予定性，此种判决不仅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冲击，而且也未对今后的安乐死案件提供参照标准。
安乐死，也称安乐术、尊严死，是指对于身患绝症、治愈无望或者处于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挣扎之中的濒临死亡病人，在其本人殷切明白的嘱托下，由医生采取一定措施提前病人的死亡时间，使其平静安乐死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或免除病人死亡前难以忍受的极端痛苦，如果病人丧失表达能力或意志的，可以由家属代为提出。安乐死在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受托杀人的行为，所谓受托杀人是指行为人接受他人的委托而将他人杀死，相当于帮助他人自杀②，帮助他人自杀在刑法上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根据安乐死实施的措施不同，安乐死可分为积极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即被动安乐死)，前者是指采取措施加速病患者的死亡时间，使其安然死去，如注射药物；后者是指通过停止或撤消维持和延续患者生命的措施，使病人能自然死去，如关闭人工呼吸机。
目前，认可消极安乐死的合理存在，并认为实施者不构成犯罪，已基本成为共识，但对积极安乐死的定性仍存在分歧和不同。虽然人的生命进程不一定一样，但死亡终归是自然中的一部分。在允许死亡的被动安乐死形式中，死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病人体内机能的自然退化，基本上是病人生命进程的自然结果，人们在伦理上是愿意接受的，而在主动安乐死的情形下，涉及外部行为的主动介入，是这一来自外部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死亡的结果，人们态度不一，各国刑事司法当局一般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策，不像对其他犯罪那样积极主动的干预，这是一种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即使是少数引起司法当局关注，也会找各种理由给它开脱罪责或者从轻发落。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安乐死都是以病人的死亡为前提，加速死亡和放任死亡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行为，就像对于战场上伤势严重、抢救无效的重伤员来讲，放弃抢救和加速死亡之间很难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不应当以法律形式禁止主动安乐死，而允许被动安乐死，这不利于安乐死的利用。
二、世界各国安乐死的立法历程
综观各国安乐死立法，最早出现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出了安乐死法案。1937年，美国涅布拉斯加州提出了安乐死法案，波特尔牧师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1967年，美国建立了安乐死教育协会。1976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加利福尼亚州健康安全法)， 这是第一次使“生前遗嘱”这类书面文件具有法律的权威。1976年底，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会议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死”的权利③，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的代表共同签署了“东京宣言”。截止1986年，美国已有38个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正式通过“生命遗嘱法规”。
荷兰在2001年实现了安乐死合法化，比利时紧随其后也规定医生能够帮助患绝症的病人实施安乐死。日前，瑞士最高法院颁布了一份判决：“必须认识到，永久的、不能治愈的、严重的精神疾病会给人们带来和身体上疾病一样的痛苦，让病人长期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如果病人经过综合考虑之后自愿作出了死亡的决定，那么医生可以给精神病人服用麻醉药，然后协助病人结束自己的生命。”该判决宣布了一些患有无法治愈的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也能够实行安乐死。
1989年，我国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由11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制定“安乐死"法的议案。接着，卫生部在答复中虽然提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但其为此委托《健康报》等报刊，拟从当年开始，对安乐死问题展开讨论，并组织有关专家制定“脑死亡”标准，为今后立法作准备。1997年，全国首次举行安乐死学术讨论会，有许多代表表示拥护实施安乐死，认为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④。
三、安乐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
(一)犯罪的界定
积极安乐死行为在大多数国家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也不例外。积极安乐死行为事实上满足我国关于犯罪构成的规定，即应构成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但是，将安乐死行为以犯罪来处理，却有其不合理之处。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任何一种行为构成犯罪，都必须以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条件，而安乐死不具有构成犯罪所要求的相当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虽然剥夺了病患者的生命，但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减少病人临死前不堪忍受的痛苦，行为人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病人本人渴望着死亡的降临，且对病人而言免受痛苦地死比痛苦不堪的生更有价值。安乐死的实现首先是为了病人着想的，是为了生还无望已成为定势的即将死去的人，而不是为还将活下去的人。尊重病人对自己死亡方式的选择权利，同样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既然病患者做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不大。
从人身危害性看，行为人出于人道主义，给极端痛苦的病人处予安乐死，其人身危害性何在?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和社会危险倾向，反而是一种人道和善意。
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严格限制条件的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定罪科刑并不能达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着眼于对痛苦难受的患者的同情和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安乐死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对行为人处予刑罚制裁，只会使之产生抵触情绪，而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同样，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综上所述，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二)犯罪的排除
在各国实践中，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处理方式，使相当一部分安乐死案件的处理取得了超越法规的正当化行为效果。根据欧洲理事会1980年公布的《非犯罪化报告》：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的现象⑤。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来看，对待安乐死行为，也可以借鉴他国，先推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其理由如下：
其一，安乐死是排除社会危害论的一种类型，所谓排除社会危害论是指一种在外观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有的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⑥。非犯罪化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
安乐死是对已无生存能力且即将死亡的濒危病人，放弃无意义的救治或者采取措施使其立即死亡，这并不是制造死亡，而只是促其死亡的实现。实施安乐死与否，对不治之症患者的生命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所不同的只是死亡过程的长短以及是否痛苦而已，这种行为不仅没有社会危害性，而且还对社会有益，是一种正当的行为。
其二，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的成立。在刑法犯罪学理论上，违法阻却事由称为犯罪阻却事由，由于行为在客观上能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同时行为人又是在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因而又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主客观要素，但因与社会既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并不抵触，刑法才有必要将此列为犯罪阻却事由之列⑦。因此，犯罪阻却事由的刑法规定并不是阻却行为的事实，而是阻却其构成犯罪的性质，属于价值评判体系的应有内容。
张明楷教授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中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就是说，承诺人把自己所属的利益的保护权自愿放弃。把侵害性变成放任性，并经国家承认，视为正当行为，成立阻却违法事由。所谓阻却违法事由，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此行为同时又成为排除其违法性的根据的事由。因为非违法行为是适法、正当的，所以近来“阻却违法事由”也多用“正当化事由”的词语来代替。
湖北省信息化条例
湖北省信息化条例
（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快信息化建设，规范信息化管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信息产业发展、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安全保障以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工作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务求实效、安全可靠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化工作的领导，将信息化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制，推动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强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展信息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促进信息化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信息化专项资金，用于引导和推动信息化建设；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加大对信息化发展资金的投入。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本辖区内的信息化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信息化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发展的统一规划、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信息化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指导和组织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
（三）指导和统筹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发展工作，促进公共信息网络、信息应用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四）引导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
（五）组织开展信息化知识和技能的宣传、普及，提高信息化技术的应用能力；
（六）对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协调；
（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信息化指标的收集、整理和汇总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信息化发展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化专家咨询制度。信息化的规划编制、标准制定、重要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设，应当经过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从事信息化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和信息安全保障等活动，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信息化的标准和规范。
第八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统一规定，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化统计资料，接受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
第二章 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上级信息化发展规划和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根据国家通信网、计算机网、广播电视网三网融合及资源整合的原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通信管理、广播电影电视、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结合本级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并纳入本行政区域城乡规划。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本系统、本部门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规划要求，并与相关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信息化发展规划及其执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经批准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不得擅自调整。因经济和社会发展确需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化工程的统筹规划和监督管理。
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有关部门在审批或者核准前，应当会同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省信息化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信息安全保障和信息资源共享的要求进行审查。
非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大公共基础性信息化工程或者信息安全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在依法办理相应手续后，应当报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信息化工程建设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竣工验收制和质量负责制。
第十三条 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信息化工程。
信息化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
同一信息化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应当由相互独立的机构分别承担。
第十四条 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后，应当提供专业技术机构的技术验收测试报告，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验收；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第十五条 使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信息化工程项目，应当进行绩效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信息化工作绩效评估和经费保障的重要依据。具体评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六条 实行信息化工程质量保修制度。承揽信息化工程的单位应当对信息化工程承担保修责任。
信息化工程的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三年。
第三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信息化发展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完善信息产业投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信息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交易市场；鼓励境内外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投资信息产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公布信息
产业关键技术和产品指南，引导和支持信息产业发展。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投入，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给予重点扶持。
软件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信息服务企业及其所提
供的软件产品和服务，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认定后，依法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支持电子信息设备销售和租赁、电子信息传输服务、计算机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服务等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引导信息服务业拓宽服务领域，优化信息服务业结构，规范和管理信息服务业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按照相关行业标准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材料、技术和工艺，严格控制和限制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元素的使用。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目录。
信息化工程建设政府采购，应当优先采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
鼓励公众在信息化工程建设采购活动中，优先选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体系，组织编制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明确推广应用目标和重点领域，并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二十三条 国家机关应当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在机关办公、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应用，提高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积极推进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建设，促进电子政务网络的纵向和横向间的互联互通。
电子政务网络应当充分利用已有网络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国家机关的各类应用系统，凡不宜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应当依托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除特殊需要外，不得新建专用网络，已经建成的专用网络，应当按照规划和标准整合接入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城乡信息化发展，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支持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和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及运行维护；鼓励通过信息化手段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实用信息服务，开发、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开展面向农民的信息化知识和技能培训。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平台、信息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和协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扶持和引导社区信息化建设，构建社区信息平台，改善基层社区服务。
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社会保障、金融保险和公用事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根据本行业实际，逐步扩大信息技术应用领域，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信息服务。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大力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支持建设为企业信息化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企业在设计、开发、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方面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产品升级和效益提升。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运用信息技术建立和完善信用服务、安全认证、标准规范、在线支付和现代物流等体系，提升电子商务应用和服务水平。
第二十八条 鼓励各类学校和社会力量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培训，培养信息化专业人才。从事信息化教育培训活动的，应当具备国家和省规定的条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第五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省信息资源开发标准和目录体系，引导和规范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资源共享、协同服务的原则，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建设全省统一的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宏观经济等重大公共基础数据库，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公共服务单位应当充分利用公共基础数据库，建设本行业、本部门的业务信息资源库及应用系统。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向公共基础数据库提供有关信息资源，公共基础数据库的建设和管理单位应当为国家机关无偿提供信息共享服务。
第三十一条 政府信息资源应当向社会公开，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有关单位应当在信息发生或者变更后20日内在政府公共信息网上发布，供单位和个人无偿查询。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机关应当利用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和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立健全政务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第三十三条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应当保守国家秘密，保护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开发利用其信息的单位和个人了解相关情况，对不实的信息，有权要求修改或者清除。
第六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信息安全保障工作的领导，建立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调机制，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信息化、公安、国家安全、保密、密码管理、通信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存储过国家秘密信息或者商业秘密的计算机及其相关的配套设备、设施不再使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销毁。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安全保障工作责任制，制定本单位信息安全保护措施。
第三十五条 信息系统建设、使用、管理，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保密规定。
信息安全防护设施应当与信息系统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运行。
信息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投入占信息系统工程总投入的比例，不得低于国家和省规定的比例。
第三十六条 实行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和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信息系统的主管部门和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确定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并进行相应的安全系统建设和安全风险评估。
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公共服务单位的重要信息系统在投入使用前，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认可的信息安全测评机构对其进行安全性测评，测评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测评机构应当对测评结果负责。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统筹规划，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安全处理协调机制、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和信息安全通报制度。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信息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增强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灾难恢复能力。
发生信息安全事故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信息化主管部门、公安机关等部门报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三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信息系统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散布、传播违法信息；不得危害信息系统的安全。
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布的信息应当合法、真实，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信息。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系统，加强对信息内容的安全监管，防止违法信息的传播。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从事信息化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服务和监理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工程项目总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未提供信息资源和信息共享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通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二条 信息化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化监督管理工作中有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所称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