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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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质检总局


国质检质〔2006〕282号

国家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实施名牌战略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直属检验检疫局，有关协会：

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尽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的精神，落实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大力实施品牌战略，鼓励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的要求，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现就进一步加快实施名牌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十五”期间，根据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关于“实施名牌战略，振兴民族工业”的要求，在广大企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的推进下，我国实施名牌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一批知名自主品牌和优势企业；一些支柱产业和消费品行业出现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名牌群体；自主品牌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实施名牌战略，推动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集中；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拉动了需求，引导了消费，扩大了出口；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

但是总体上，我国自主品牌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标准水平低，技术含量低，产品档次低，品牌知名度不高，缺乏世界级的名牌产品。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对完成“十一五”规划发展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实施名牌战略事关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事关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事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应对全球竞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各级质检机构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实施名牌战略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加快实施名牌战略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实施名牌战略指导思想。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住宅产业和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等体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产品为重点，坚持走以质取胜，自主创新，促进自主品牌发展的道路，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和优势企业集团，推动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

1. 产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通过引导和鼓励企业争创名牌产品，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力争使我国一批具有优势的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带动我国质量总体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

2. 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含量高，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

3. 优势品牌的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在轻工、纺织、机电、信息、石化、航天、航空、船舶、材料等产业形成10个左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品牌知名度较高、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定份额的世界级品牌。

4. 名牌产品的带动力明显提升。通过培育具有集聚效应的中国名牌产品，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带动经济发展。

5. 自主品牌出口的比重明显提升。围绕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在有一定基础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加大自主品牌出口的推进力度，培育100个向世界级品牌进军的中国自主品牌。初步改变我国制造大国、品牌弱国的现状。

（三）基本原则。

——政府推动，企业为主。要加大推动力度，引导企业加强品牌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对自主品牌的培育、宣传和保护。

——自主创新，提高质量。在实施名牌战略中，必须把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产品质量和品牌实力的根本途径，走名牌兴企，以质取胜的道路。

——市场导向，重在培育。实施名牌战略，关键在培育。培育名牌必须按照市场导向的原则，制定培育规划，完善扶持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落实培育规划。

——整合资源，合力推进。实施名牌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各尽职能，整合有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名牌发展战略。

三、“十一五”期间中国名牌产品重点培育和发展方向

“十一五”期间实施名牌战略要围绕国家“十一五”规划目标和产业政策，通过培育、保护、提高、发展，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大幅度提高中国名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重点方向是：

（一）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

在高新技术领域，突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信息、航天、航空、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核工业、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优先培育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加速先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步伐，提升自主品牌的科技含量。

（二）提升国家技术实力的先进制造业产品。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围绕科技进步和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促进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在重大成套技术装备、精密制造、工作母机、汽车、工程机械及关键基础零部件、金属及建筑材料、石油化工装备、航空制造、船舶建造、建筑工程等领域内培育出一批满足国民经济建设需要的支柱品牌。

（三）对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有较大影响的产品。

在食品、化肥、农药、农机、林业、农副水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加大名牌产品的培育力度，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推动特色农业发展。

（四）资源节约型产品和环境保护型产品。

在环保及新能源领域，以环境保护、工业节能、资源综合利用、新型材料等为重点，加快绿色、节能、环保、生态型产品自主品牌建设，积极培育一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节能环保及新能源领域的示范性品牌企业及名牌产品。

（五）以自主品牌出口量大的产品。

在纺织、轻工、机电、农产品等优势出口领域，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引导企业扩大自主品牌出口比重，提升自主品牌盈利能力，走专业化品牌发展道路，支持优势品牌向世界名牌发展。

（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消费品。

在消费品领域，以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为导向，提升大众消费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产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效引导消费。

（七）凝聚中国文化特色的优势产品。

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领域，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为目标推进名牌战略。在特色食品、传统工艺美术品、首饰及装饰制品、文体用品等行业中，培育一批凝聚民族文化的特色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品牌和文化。

（八）符合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的服务业优势品牌。

在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服务领域，以促进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为目标推进名牌发展战略。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物流、宾馆旅游、医疗卫生、金融保险等行业，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服务精品项目和服务名牌，发展竞争力较强的大型服务企业集团，提升我国服务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先进服务业体系的建立。

根据重点培育方向，制订中国名牌产品“十一五”培育、提高、发展规划，指导“十一五”期间中国名牌产品的培育和评价工作。

四、主要措施

（一）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自主品牌建设。

1.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企业发展和扩大品牌市场占有率的动力，围绕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企业科技开发机制，加大科研开发经费投入，集聚科技人才。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在关键技术领域紧密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加强研发，敢于超越。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注重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速度和效率，不断提高名牌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能力。实施“中国名牌自主创新工程”，在有一定基础的重要领域和关键领域，培育100家中国名牌企业向世界级品牌进军。

2. 切实加强质量管理。围绕品牌建设，加强质量管理，是企业创建一流品牌的基础。企业必须面向国际市场，树立全新的质量理念，不断实现管理创新。要吸收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对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体系、标准化管理体系、计量检测体系和以产品质量信用记录为重点的企业质量信用体系，以创造世界级质量为目标，加快贯彻《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国家标准，努力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和质量保证能力。

3. 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培养人才的科学机制和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企业要采取强化培训、鼓励学习、加强交流等措施，努力建设一支具有质量技术意识和品牌意识的高素质员工队伍，造就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一批精通质量管理和品牌运营的经营管理人才。要立足于国际竞争，注重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步伐，提高利用国际人力资源的能力，为实现中国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提供人才保证。

4. 加强品牌经营。企业要进一步增强名牌意识，制定以质量为核心的名牌发展规划，研究市场变化和竞争对手，确定赶超目标，动员全体员工为打造一流品牌共同努力。坚持全球市场理念，加强营销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对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加强品牌宣传，积极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品牌建设经验和运作方式，实施品牌经营战略，不断提升品牌贡献能力。

（二）完善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

1. 实施国家技术标准战略。积极组织开展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标准的制定和体系研究工作，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和优势产业标准体系；推动企业加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步伐，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标准水平；鼓励企业建立国际标准跟踪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占领国际技术标准发展的制高点。

2. 建立质量奖励制度。对创建名牌成绩突出、质量管理工作卓有成效的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产品质量长期稳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有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名牌产品，实施国家免检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名牌奖励政策。支持企业内部建立质量奖励制度。

3. 建立质量诚信体系，提高名牌产品的质量信用。加强名牌企业质量诚信建设，提高诚信意识和产品质量水平。积极组织名牌生产企业参加各种展销推广活动，把名牌产品销售与企业诚信建设相结合，鼓励名牌产品到“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店销售，扩大名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建立全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络，加大对名牌产品的保护力度，有效引导消费。

4. 加强技术服务，支持名牌产品生产企业扩大出口。对信誉良好的名牌产品实行出口免验和便捷通关。支持名牌企业出国参展及海外营销，及时向名牌企业通报国外技术法规、标准、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认证等方面的动态信息，帮助企业追踪、掌握国外先进技术；积极推进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消除国外贸易技术壁垒。

5. 加强品牌建设研究，提高名牌产品国际竞争力。加强质量、技术和品牌发展研究，学习国际品牌塑造的经验。对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较强、品牌知名度较高、在国际市场占一定份额的优势品牌实施“培育十大世界名牌工程”。有针对性的开展世界名牌对比研究，找出在核心技术、产品质量、经营策略和管理水平上的差距，确定攻关目标，制定针对性措施，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

（三）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成长发展的环境

1. 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力度，营造有利于名牌成长的市场环境。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名牌产品违法行为，保护企业自主创新和争创名牌的积极性；认真落实质量和打假工作责任制，严格责任追究，加快质量诚信体系建设，为名牌产品发展营造优胜劣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 加大实施名牌战略的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品牌意识。鼓励名牌产品生产企业加大品牌宣传力度，提高名牌产品在市场和用户心中的形象和信誉。鼓励新闻媒体加大对自主品牌的宣传力度，积极宣传优秀品牌的先进经验和成果。引导消费者以“知我品牌、爱我名牌、用我名牌”的实际行动，支持中国自主品牌的成长壮大。充分利用质量月、“3·15”等活动，借助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机会，搭建中国自主品牌的展示平台，将中国名牌产品推向世界。

3. 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和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和名牌产品，大幅提升企业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支持企业及时将科研成果、核心技术和名牌产品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和完善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业化的扶持政策，鼓励知识产权的转让和先进技术的推广。

（四）进一步加强对实施名牌战略的组织领导

1. 发挥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对中国名牌产品评价专业委员会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继续完善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机制，坚持科学、公正、公平、公开，不收费、不增加企业负担，不搞终身制的原则，加大评价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程度，充分发挥评价机制的导向作用。

2. 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名牌发展的特点和目标，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名牌发展和培育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质量兴市”、“品牌强市”、“名牌兴企”等活动，为企业创名牌营造良好的环境，切实加快名牌战略的实施。

3. 发挥社会力量，提高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作用，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为培育自主品牌做好技术、管理、信息、宣传、政策扶持、人才培训等服务工作。







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